西安青龙寺遗址博物馆藏经幢残石考

青龙寺为唐长安城内重要的的佛教寺院，密宗祖庭之一。青龙寺『本隋灵感寺，开皇二年(五八二)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至武德四年废。龙朔二年(六六二)，城阳公主复奏立为观音寺。初公主疾甚，有苏州僧法朗送《观音经》，乞愿得愈，因名焉。景云二年(七七一)改为青龙寺』 。唐武宗会昌五年(八四五)被废，但会昌六年(八四六)复立并更名为『护国寺』，直到大中九年(八五五)恢复原名青龙寺。在中晚唐时期，青龙寺在惠果等高僧的主持下，发展成为密宗佛法的弘传地及国家佛事活动的重要中心。然而，伴随着唐以后密宗的逐渐式微、唐末战乱与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青 龙 寺 至北宋元祐元年之后逐渐废毁，地面建筑荡然无存。

一九六三至一九九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工作队经多次调查与发掘，共发现殿址、塔址、廊址、门址等遗址八处，出土佛教文物、建筑残石和生活用具等文物。青龙寺遗址博物馆藏经幢残石(后文简称『经幢残石』，图见本期封三)并未出现在考古报告及《青龙寺与西明寺》 一书中，缺乏相关地层信息。一九九二年由西安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西安市青龙寺遗址保管所合作出版的《青龙寺》一书中，录有该文物的照片、名称、长度、宽度及断代信息。由于青龙寺和密宗的发展与传播有密切的关系，故推断该经幢残石应为在青龙寺遗址附近出土的，和唐青龙寺有密切关系的文物。

经幢残石基本状况

经幢主要镌刻佛经、造幢记、造幢者题名，由幢座、幢身、幢顶构成，经幢幢身一般为八棱形，环绕刻经文及题记。该经幢残石按其形状推测应为八棱形，残存相邻的两面，高28c m，宽20c m，共五列，有三十七个完整的字及四个残字，碑文包括正文三行及题名两行，现将碑文自右至左录入如下:

(推测为『守』)尚书户部郎(『郎』字残缺严重)中知制(推测为『诰』)/行起居郎上柱国赐绯鱼袋柳(『柳』字下端残)/景蔽幽室济世之/用莫高乎治丧门/辑(『辑』字左边残缺)梵文大搆法藏，(『搆』字仅剩右半边)

经幢是伴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出现的佛教艺术形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源自释迦牟尼为解救善住天子即将面临短命寿终、受畜身、地狱等苦难而说，兼有除灾和成佛两种功能，即能兼济亡者与生灵，又有『破地狱』的功能，且诵持的方法简便、易于奉行，故流传范围广泛。因该经被认为有『尘沾影覆』的威力，使得建造刊刻该经的经幢自中唐以后大行其道。由于陀罗尼的声音具有法力，而梵音难以通过汉译完全表达，唐人对此类陀罗尼的梵音汉译或也有疑虑，故在经幢上兼刻梵文陀罗尼，如西安碑林所藏不空译的陀罗尼经幢即用中梵两种语言刻成。该经幢残石题记中除有描写寺院景观『景蔽幽室』之语外，『辑梵文』所指应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常用梵文书写咒语有关，所以推断该经幢或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

该经幢镌刻佛经的部分无存，经幢残石左半部分应为造幢记，右半部分为造幢者的题名。根据唐代官职推定，经幢的落款处『(守)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应为唐朝撰写制诰而无品的差遣官官名『知制诰』。根据唐代通行的书写习惯，职事官一般连写，而碑刻中『尚书户部郎中』为职事官，『行起居郎』同为职事官，『上柱国』为勋官，故推断『尚书户部郎中』和『行起居郎』应是两人，分别为建造经幢的主事者与书写者。

柳公权、宋申锡官职与经幢刻立时间

根据经幢造幢者提名处『行起居郎』后残留的『柳』字，我们推断其书丹者即柳公权。据《旧唐书》职官志载:『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 唐代起居郎的遴选非常严格，除了重学识、重文采，博涉文史以外，还要敢于秉笔直书，所任命者多为科举出身，并且这种职官通常为清资馆，多以他官兼之。柳公权出身河东名门柳氏，自幼好学，少工辞赋，元和初年进士及第，任秘书省校书郎。查相关史料记载，唐中晚期担任起居郎的柳姓人物，除柳公权外并无他人。

 柳公权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八二四)十一月前出院为起居郎(从六品)，至唐文宗大和二年(八二八)三月见任司封员外郎(从六品)，十一月改户部郎中(从五品上)。在柳公权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上，落款为『宝历元年正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 。另外，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金刚经》拓本，末尾题记有『长庆四年四月六日翰林侍书学士、朝议郎、行右补阙、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 ，说明柳公权在长庆四年四月前已授赐绯鱼袋。综上所述，他的官职与经幢残石题名左侧『行起居郎上柱国赐绯鱼袋』的官阶相吻合。

据《宝刻类编》载，柳公权于大中七年(八五三)书《唐护国寺观音院记》 ，段成式撰，立于京兆。依据龚国强的《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 ，大中七年，长安城内名为护国寺的寺院只此一处。护国寺观音院应为青龙寺内的一个院落，很有可能是城阳公主 奏请复立的观音寺所在的院落。此时，柳公权正值晚年且官居高位，而段成式官职也与经幢残石所载不符，故二者非同一作品。另据《宝刻类编》 和《通志》 记载，柳公权题写过《尊胜陀罗尼经咒》，只是书写时间与地点不详。

题记右侧一行『(守)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应为在长庆四年至大和二年间，任尚书户部郎中与知制诰并主持该经幢镌刻事宜的主事者。据唐丁居晦《重修学士丞旨壁记》载『宋申锡宝历元年九月二十四日自礼部员外郎充侍讲学士，十一月二十八日赐紫，十二月十九日改充学士，三年正月八日迁户部郎中、知制诰。大和三年六月一日迁中书舍人四年七月七日迁尚书左丞出院』 。《旧唐书》载宋申锡于『文宗即位，拜户部郎中，知制诰』。 根据一九八五年西安出土的《大唐故文安公主墓志铭并序》记载，有关撰文者宋申锡的详细信息是『翰林学士、朝仪郎、守尚书户部郎中知、知制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宋申锡奉敕撰』 ，且『文安公主薨于唐大和二年戊申二月二日』 ，进一步佐证宋申锡所任官职与该经幢残石右起第一行主事者的官阶相吻合。史料中关于宋申锡(七六〇—八三四)参与佛教活动的记载很少，但从故宫博物院藏《唐拓唐集王金刚经》中宋申锡留下的赞语『六译佛言，旨归一致。言亦是空，了奚知异。金口所说，经之奥秘。我本无著，行之则至。若观色相，讵见心地。得其秘微，错综精义。』可见，宋申锡对佛学有精深的认识。

柳公权与宋申锡不仅同朝共事，出入内廷，且政治立场相同。《旧唐书·纪十七上》载『(长庆四年)十二月......淮南节度使王播厚赂贵要，求领盐铁使，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宋申锡，补阙韦仁贵、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廷老等伏延英抗疏论之。』 。《资治通鉴》的记载为『王播以钱十万缗赂王守澄，求复领利权，十二月，癸未，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等请开延英论其奸邪』 ，故此经幢由宋申锡主事刻立，柳公权书丹，也十分合理。从官职交集的情况看，该经幢应建于宝历三年(八二七)正月至大和二年(八二八)三月间，柳公权时年五十一岁。

经幢残石书体与柳公权楷书风格对比

将青龙寺遗址博物馆藏经幢残石中刊刻的书体与柳公权其他存世书法作品进行对比。从笔画的角度对比分析，经幢残石上镌刻的点画中，长笔瘦，短笔肥，竖笔挺健，横笔圆劲，轻重有致，变化多端，即筋骨强健，又血肉充实;从结体的角度对比分析，宫与周边笔画无大开大合之势，中宫紧密、四周舒放、笔画向内攒聚、向外辐射，呈现出一派壁垒森严之势。从整体看来，字形挺拔、线条劲直有力、顿挫分明、锋芒外露，深得柳书骨力劲秀、瘦硬通神之特点。通过与柳公权其他存世作品进行对比发现，其与金刚经拓本清健利落的书体最为接近。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文献资料的考证，还是从笔画与结体的对比分析，青龙寺遗址博物馆藏经幢残石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的题记部分，书丹者为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建造的主事者为户部郎中、知制诰宋申锡，刻立年代应在宝历三年正月至大和二年三月之间。该经幢残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此前尚未作为镌刻柳公权书法的文物而得到广泛关注，希望本文能对柳公权书法研究有所助力。